茆家升: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下篇)

从“民国乡建三杰”“南陶北晏” 的坎坷经历,说到毛泽东的政治权术

提要:毛泽东从农村搞暴力革命起家,农村是他的禁脔与卧榻之地,从不许他人置喙。不问你是乡村建设探索者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还是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张恺帆。直到数千万百姓,主要因他的罪孽死于非命,依然毫无悔意与怜悯之心。

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要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摘自陶行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

近百年来,围绕着如何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闭塞保守落后的面貌,一直有着几近针锋相对的不同观念与行动方案,姑且称之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吧。其实这样的界定,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符合史实。如果称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等,为改良派代表,或庶几近之。那么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则非毛泽东彭湃等莫属了。试问毛泽东们在革谁的命呢?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这么问有人一定会说我太傻,报纸教科书不是亿万遍的在说在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领导贫苦农民,打倒了地主老财,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走上幸福富裕的大道了嘛。可是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这些漂亮言词,全是毛泽东欺世盗名糊弄中国老百姓的满口谎言。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唯命是从,农业上更是照搬苏联的竭泽而渔、消灭富农的暴力措施,对农村施行彻底的掠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更沦亿万农民为现代农奴。仅大跃进一役,就使三千多万国人,主要是农民成为饿殍。罪魁毛泽东是救星呢还是灾星?

中国人民正是在经历了这场空前劫难之后,才认识到毛式的暴力革命,和伴之而来的什么阶级斗争为纲,消灭私有制,什么和传统做彻底的决裂,全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不问它是马克思,抑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都扔一边去。中国不需要这些鸟导师,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什么主义的试验场。

痛定思痛之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中国人的命运只能由自己主宰。在各种社会思潮纷纭繁杂的年代,国人们必须睁大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识破各种新老骗子的巧言令色、阴谋诡计,不再上当受骗。

就中国广袤农村的建设与变革而言,我们在经历毛式的暴力革命种种灾难之后,这才重新想起,本来近百年前,与毛泽东们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几乎同时,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乃至一些地方官员,已经在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等问题上,做过了艰苦的探索,和部分地区的科学试验。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过重要的成果。虽然这种探索与试验,后来因种种原因中断了停滞了。但记录还在,有些成果也还保留着,比如晏阳初先生在河北省定县搞的平民教育试验点,至1980年代调查,仍是河北省唯一无文盲县。而毛泽东在农村搞的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倒行逆施,对中国农村带来的持久性破坏,则比比皆是。这样我们重温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等民族先贤们的有益探索和科学试验,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卢作孚,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品格操守几近完人的企业家、乡村建设的实干家,却死于小人的构陷,死于工商业改造运动中,死于士可杀不可辱。

卢作孚先生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网传三人同庚,皆出生于1893年。其实有误,晏阳初生于1890年,陶行知生于1891年,要说同年代,则庶几近之。三人也与毛泽东同年代。四人均极力关注中国乡村问题,而其见解其实践,三人与毛是南辕北辙,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毛泽东胜利了,得鼎中国,三人皆事业中断,命运坎坷。除晏阳初早早离开大陆,逃过一劫,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依然处境艰难。而梁漱溟先生卢作孚先生,在毛的集权统治下,则厄运连年,苟延度日。尤其是卢作孚先生,这位有完人一般情操的实业家,在备受凌辱走投无路时,只能以一死告别他深爱的这片国土了。

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代表的,近九十年前,他们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所做出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有益探索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
且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例。

晏阳初是以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来带动整个乡村的建设;梁漱溟则从建立村学乡学,实行政教合一,从改变乡村政体着手进行乡村建设;而卢作孚则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以“乡村现代化”为乡村建设的目标。
先说卢作孚。

作为社会改革家,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创造了实业兴乡的“北碚模式”。他把兴办实业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

1930年,卢作孚发表《乡村建设》一文,从政治、经济、教育几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地位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乡村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赶紧解决乡村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都从一个当前的乡村起”,要建设国家必先建设乡村以立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对于怎样挽救民族危亡,卢作孚有自己的见解:“中国自晚清百余年有敌国外患以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愚昧与落后。因此,他认为只靠几次救亡运动是不能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 卢作孚明确地认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 我们作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卢作孚相信:“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他选择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作为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实验地。早在1927年,卢作孚在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时,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他的构想是“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按照这个构想,卢作孚规划了北碚乡村建设的蓝图,那是一幅农村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蓝图.

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建设不仅得到了国内许多知名人士的高度赞扬,也得到国外媒体的好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参观北碚建设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944年,美国一家杂志撰文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

卢作孚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卢先生的历史定位,首先却是“航运巨子”,就是“船王”。王者卢作孚,不仅因为拥有巨大财富,是中国航运业的龙头老大,富可敌国;更重要的在抗日战争中,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中国大城市相继失守,日寇正扑向武汉的危急时刻,卢作孚紧急调运船只,把堆集在汉口宜昌的巨量物资,包括军工、民用等直接关系到民族存亡、国民生计等设备货物,抡运至天险三峡的上游重庆、宜宾、泸州等地。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很难设想如果这批物资和人才落入敌手,会有怎样的后果。
卢作孚先生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筚路蓝缕,艰苦卓绝,成就巨大。在航运、矿山、贸易、纺织、教育、医疗、食品、保险、及新闻诸多领域,皆有重大建树。船只最高时达到 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以后他的船队又驶向大海,驶向太平洋。顺理成章的他也应该是全国顶尖级的富豪。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顶级富豪的卢先生竟然是地无一垅,房无一间,存款为零。庞大的家族,只依赖他在民生航运公司的工资过活,抗日困难时期,他家也生活拮据。

对此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有个精要的概述:航运巨子卢作孚,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他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被称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乃父章乃器先生评价其人:“精明诚朴,勤苦干练,且具有百折不挠之精神。” 其品格与操守几近完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动乱期间,卢作孚一度滞留香港,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所担任的几十家公司董事长董事的企业,都以各种形式贡献给了新政权。卢先生响应政府号召,他的企业,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他依然和既往一样,依赖工资过着俭朴的生活。按理卢作孚应该是建立共和国的功臣。

但他毕竟是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还担任过蒋政权的高官,注定了他是这个政权的敌人,被批斗被打倒,直至屈死,是迟早一天的事。只是他不会想到,一切会来的那么早,那么猝不及防,那么手段下游。

本来从公私合营开始的所谓对工商业的改造,和暴力土改一样,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名,实行官有制,实质就是掠夺!但是你硬要把他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你就必须说出理由来,否则不就是抢劫吗?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吗?不那么容易吧。本来嘛,你的就是你的,就如我的就是我的,那么简单公平。现在没有任何根据,一定要把别人的东西,依仗权势硬说成是自己的,不就是强词夺理仗势欺人的歪理邪说吗?是的,各种政治运动,比如暴力土改,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当然也包括对工商业的改造,都是这个模式。暴力土改时,舆论先行,说地主富农们如何如何罪大恶极,要杀要关要管,然后再把你的田地房屋财产,甚至女人都拿走分掉。对资本家和大大小小工商业者,同样也先造舆论,说你们是如何如何的剥削有罪,罪该万死!不抓你不毙你也行,你可以自我了断。上海是资本家集中的地方,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是有很多资本家跳楼了嘛。当时的市长曾问过,今天有几顶“降落伞”?

大资本家卢作孚未跳楼,他在一场批斗会之后,不堪凌辱,服大量安眠药之后,长睡不醒了,时在1952年,年仅59岁。说不堪凌辱,就是手段太下作。

关于卢作孚之死,当以 2005年4月21日,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卢作孚之死》一文,最具权威性: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已是身心深受刺激且万分焦虑疲惫的卢作孚被刻意安排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但又使卢作孚大为吃惊的是,大会主题竟是揭批公司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而事实不过是卢作孚与公司的公股代表不久前一起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公股代表作了检查后,卢作孚平日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却跳上台来,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被资本家腐蚀拉下水。这个通信员表面上是在批判公股代表,而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卢作孚。当时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卢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难堪、痛苦交织。可以说,这天的大会对卢作孚身心以极大打击,是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这事干的太下作。先说那个“最亲信的一个通讯员”,名曰关怀,本是一个广州街头流浪孤儿,卢先生好心收养了,又给了他一份差事,还长期生活在卢家。说卢家是他再生之地,也不为过。1952年时刚17岁,还是个孩子,居然被人挑唆来诬陷自己的恩人。再说仅凭什么互请吃饭、洗澡、看戏,就是什么资本家的“糖衣炮弹”,是不是太“小儿科”了,这能是一代船王所为吗?由此我想起了同有“船王”之称的香港包玉刚先生,大陆改革开放后,包先生独资在北京建了座五星级的饭店,备受赞誉。却为何对另一位船王,如此残酷和绝情呢?

《炎黄春秋》2014年9月号,在“卢作孚之死的调查经过” 一文的结尾写道,卢先生之死,一是小关怀对卢的当面辱骂;一是公方代表张祥麟的玩忽职守。作者还认为卢作孚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

我则认为主谋则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面夸奖卢作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一面却以政治运动的卑劣方式,整死卢作孚,能说毛泽东对卢作孚之死不知情,不该承担责任吗?不过是和毛整死刘少奇彭德怀等政治对手方式如出一辙,玩的是借刀杀人,是一个政治流氓玩弄的流氓政治而已。

二,晏阳初是平民教育和华北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也是参与全球乡村建设, 卓有成效的专家。他的艰苦探索,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同时代“打土豪,分田地” 的暴力革命,形成强烈反差。

晏阳初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中国从事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也参与了多国的乡村建设试验,国内国际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943年和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然而1949年之后,在大陆长期不为人知。

晏阳初先生1913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前身、香港圣保罗书院。1918年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获学士毕业,1919年入美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后被美国锡拉丘斯等三座大学,授与荣誉博士称号。晏学成归国后,不做官不发财,全部身心投入乡村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之中,成绩卓著,影响巨大。

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来到北平,晏阳初用幻灯教《平民千字课》,第一次月考,全都是高分。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熊朱其慧与陶行知一同前往参观,大受感动。她邀请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袁观澜、胡适、傅若愚等讨论组织全国总机关,在全国各地推行展开平民教育的计划。在文化名人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

当时的一些名流,如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等,都做了平民读书处处长。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设立平民读书处,亲自训练助教。胡适家的平民读书处由胡的长子胡祖望做教员,厨子老妈子等都来识字。陶行知家也设立“笑山平民读书处”,陶自己先教长女读千字课,再由她教妹妹,然后两个孙女教祖母。陶行知认为这种连环教学法是推广平民教育到每一家庭去的好方法.

1926年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对中国农村当时的现状,做了两年的广泛调查研究,包括对历史因袭实事求是的正确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广袤乡村的问题症结所在。他认为平民教育的重点是农民的教育。在其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中,设立乡村教育部,选择河北定县为实验试点。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根据农民需求,从小处着眼,办了许多实事:饮水卫生、免疫接种、科学接生、培训合格医生,和引进棉花和蛋鸡新品种等;乃至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定县实验很快就被认为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第一等的计划,所做出的第一等工作。当时的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平教会,如陈筑山、郑锦、孙伏园、哈佛博士熊佛西、哈佛博士瞿菊农、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以及陈志潜、汤茂如、刘拓等,他们都认为这将是救国的惟一途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尤其近一百多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回到农村”,又称博士下乡。

19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

他要求学生“应当达到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

晏阳初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后因日寇侵华,河北等地沦陷区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计划终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逐步南移,后转至大后方重庆一带。

抗日战争期间,晏阳初先生在重庆距北碚10多公里的歇马场附近的大磨滩旁,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一所独特的高等学府。他认为后方的建设主要是乡村的建设,而乡村建设是一个包括人的教育在内的系统工程,要进行这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学院在课程的设置上,不完全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标准进行,而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自行安排。学院的教学活动也严格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附近的璧山县就是学院的实验基地。因此,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都较强,许多学生毕业后直接参加了晏阳初领导的华西实验区的工作。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联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大发现、两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五个结合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值得高度重视。网上已有完整的记载,不一一赘述了。

1949年之后,晏阳初在大陆销声匿迹。
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
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
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晏阳初还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

晏阳初自1920年代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 “南陶北晏”。他1920年代-1930年代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为定县乃至河北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财产,据1980年代的统计,定州 (即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19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如今,所谓民国乡建三杰和南陶北晏,连同毛泽东,都已退隐到历史的帷幕里去了。但他们关于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并未结束。具体点说,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变革,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或是说应该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暴力土改、和传统做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还是应该走以乡建三杰及陶行知等所倡导的和平改良之路?还有对已过去的这样百年之争,我们今天应该做怎样的客观评价?

有关晏阳初与毛泽东有些牵连的事,要交待一下。
网上有文谈到,晏阳初1922年3月在湖南进行平民教育试验时,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这可能是事实,但接下来的话,就大可商榷了。“一些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正是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觉悟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打到民间中去。” 要说1922年初,毛在北京混的很不如意,回到家乡很想做一番事业,这时去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很有可能,但说是晏的思想影响,那是南辕北辙了。毛泽东去农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去农村做“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去了,他去做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去了。去农村搞暴力革命,搞与传统做彻底决裂去了,这些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完全的南辕北辙!

联想到有人还说什么毛时代的赤脚医生培养,也是受到晏阳初的影响,此言也大可商榷,晏的平民教育运动,包括改善乡村卫生状况,知识分子下乡,都是自觉行为,没人强迫他们。而毛时代医生下乡,是毛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强制劳动改造政策,和驱赶干部去什么五七干校,知识青年去农村,都是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针指导下,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改造与迫害行为。在下就是在文革中被批斗之后,被赶下农村当过十年乡村医生的。是的,为基层最贫苦的农民,我和我培养的赤脚医生们,做出了很多工作,我一直视为我从医六十年,最有光彩的时段。但是那十年也是我一生最困厄的时期,面临过灭顶之灾,我的付出极多,成效很大,却灾难深重。试想我如果是自愿参加晏阳初氏的团队工作,会是这样的结果吗?晏氏和毛氏在农村问题上,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当然,一定要说毛氏对晏氏有何借鉴,那也是有的。那就是毛泽东亲身参加了晏氏的平民教育工作,看到了投身此项事业,不仅要吃苦耐劳,还要有真才实学,更难的还要不计报酬,这在一生都奉行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毛泽东看来,不都是些傻子们,一世精明的毛泽东才不干这些蠢事呢。至于要真才实学,毛泽东真的没有。他一个中专生,能和那些洋博士们叫板吗?与其吃苦耐劳无利可图,那如“打土豪,分田地” 来的痛快!还能搂着财主们的大小姐,在他们家的“牙床上滚一滚”。

最后,还有一点疑问,就是毛对“民国乡建三杰” 和“南陶北晏” 中的卢作孚、陶行知,和梁漱溟,都有所评述,或当面交锋,唯独对影响最大的晏阳初先生,恕我学浅,从未见到毛对晏有任何评述。此乃为何?仅仅因为1949年之前,晏即经台去美了吗?胡适不也是那时去美的吗?他逃过了毛泽东们的口诛笔伐了吗?毛对晏为何置之不理呢?不知道就不乱说。他有后人留在大陆?有。晏氏有三儿二女,二女随父母去美,三儿皆留在大陆,要参加建设新中国。分别时有个约定,三子一年后将寄一张合影给父母,如果三个人皆过的平安,就都坐着,如果有一人站着,则表明此人处境不好。结果是三个人都站着的,仅仅一张照片,又能说明什么呢。

三,毛泽东们1949年前后,对陶行知先赞后批, 判若云泥,决非偶然。是陶等在中国乡村的改良主义态度, 与毛的暴力革命, 水火不容。赞陶是为扩充实力,夺取政权。批陶还是为了掠夺农民财富。都是为一己私利的功利主义。

教育家、思想家,与晏阳初先生并称为“南陶北晏” 的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患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仅55岁。备极哀荣,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在中国国内,各民主党派,各地各界人民团体和教育界千万群众,从7月底至12月初,长达5个月时间,上海(7000多人)、重庆(2000多人)、延安(各界代表2000多人)、南京(2000多人)、香港(近千人)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悼念、公祭活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南京《联合晚报》、上海《申报》等大报用醒目大标题长篇报道各地的悼念活动,还连续发表了胡乔木、钱俊瑞、吴玉章、何其芳、华岗、张友渔等众多知名人士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在国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罗格等,给陶行知治丧委员会发表唁电,称陶先生“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

人们不禁要问,陶先生何许人也,为何寿终正寝之后,会受到各地各界,乃至国际名流如此的敬重与怀念?更为难得,几乎是空前的,悼念活动居然绵延五个多月之久。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包括像张自忠、戴安澜这样的爱国将领,为国捐躯血洒沙场,都没有得到过如此的哀荣。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无意义,所有为中华民族做过贡献的人,不分职业、职务,乃至党派、阶层,都值得后人永久的尊敬与怀念。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可以研究探讨。尤其是这个历史人物,在“盖棺定论”之后,对他的评价,居然会发生过山车一般的变化,而且至今也还没有结论式的意见,就不能不令人做多方面的反思了。

先说说陶行知称得上是辉煌的一生。以下资料来自网上,都是事实,毋须一一注明。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再看看陶逝世时,共方尤其是毛泽东和毛等代表组织,对陶逝世的态度。那也是有正式文献记载的,也几乎家喻户晓。
周恩来在上海于陶行知逝世当日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噩耗称:“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救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当天,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唁电称:“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又为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郭沫若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好一个“万世师表”和什么“古孔仲尼今陶行知” !孔子之后,堪称圣人者,似乎只有一个孟子,还是“亚圣”。尔后一些儒家信徒们,不问是董子董仲舒,还是朱夫子朱熹,能被称为‘子’,或‘夫子’者,已是无尚荣耀,从未见有人僭越,敢自称圣人;或信口开河称他人为圣人者。古往今来,也大概只有毛泽东郭沫若这样的狂热分子,敢这么胡吣乱侃。陶行知先生也是一位知进退,有自知之明的人,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怵惕不安的。

有人会说,不就是对死人的几句溢美之词嘛,何必较真呢?那些死人讣告上,尽是这些玩意,包括那些生前作恶多端的人,追悼会上还不是被说成一枝花。何况陶行知先生,毕竟一生做过许多好事,夸奖几句有何不可呢!

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位刚被执政者最高领袖毛泽东,封为“万世师表”,头上顶着接近圣人的光环的人,一夜之间,还是这个毛泽东,又一脚把陶先生踢翻在地,又发动他的属下和信徒们,对其口诛笔伐、恶语中伤、栽赃诬陷、任意丑化。对一个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为何在建国前后,对其评价有如此云泥之别?发现了陶行知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了吗?没有!是蒋家王朝的帮凶吗?非也,陶先生可是一贯的左派。在“七君子事件”中,陶曾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等国际名流,对蒋介石发起过抗议。公德私德有瑕疵?圣人嘛, 怎么可能!那毛泽东为什么要批陶, 老糊涂了吗?不怕舆论谴责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他背信弃义?不!毛一点也不糊涂, 毛决定批陶是1950年, 毛刚57岁,正是盛年。纵观毛的一生, 毛在处理重大人际关系上, 一生也没有糊涂过!尤其是在关系到他切身利益时,历来都是心狠手辣, 赶尽杀绝!如果一定要说对某人某事有何区别的话, 那也只是在阴谋诡计和明目张胆之间, 各有所侧重而已。

话虽这么说,但总得找个由头吧。几年后的反右,不是还玩了一把“引蛇出洞”的“阳谋”嘛。由头永远都是会有的,而且还能说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要么毛泽东怎能是搞运动的头等高手呢?就说批陶吧,陶先生不是早在1944年就吹捧过乞丐兴学的武训,并提请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孙瑜,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嘛。虽说电影《武训传》1950年才拍成公映,姓陶的也罪责难逃!怎么下手呢,陶毕竟-直是正面形象,要迂回一下,不要太突兀,要让人们思想上有个准备。那就先集中火力批武训。明眼的人都知道,一个要饭的有什么好批的,是明在批武实在批陶。开始未点名,后来批着批着,调门愈来愈高,就指名道姓了。

都批些什么呢?也大有学问。开始只从教育思想上说“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 此言颇留有余地,弦外之音还是承认陶先生在教育事业上是有贡献的,只是“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 而已。接下来批陶的美国导师杜威,就有些挖陶先生根基的味道了。《人民教育》1950年10月号和11月号,发表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长篇论文,说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会哲学及一般哲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 不过那时还给陶先生留了一点面子,也只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但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

接下来借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陶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了。先说影片“缺乏坚强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有“很多糊涂观念”。后来就直言不讳了。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断言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5月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的这篇文章,调门又高了八度,在新加的按语里直指武训是“封建统治维护者”,影片《武训传》的要害定性为“三个污蔑”:一是污蔑农民革命;二是污蔑中国历史;三是污蔑中国民族。一个靠乞讨办学的武训,说他不赞同在农村搞暴力革命,还能扯上一点边,而党国首席喉舌《人民日报》,居然连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这样的大帽子都扣上了,想干什么呢?是杀一儆百吗?新政权初建,就来这一招,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有自己的声音吗?

事情依然没完,重要时刻,主帅毛泽东登场了。5月20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还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1页)这是毛泽东在文艺领域首次向资产阶级开火。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至此关于中国广袤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或曰以“民国乡建三杰” 和“南陶北晏” 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毛泽东彭湃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争论,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毛泽东们眼里,处处当然也包括广袤的乡村,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切都是封建的,腐朽的,都要彻底打倒。要以暴力革命方式,消灭私有制,还要和所谓旧传统,做什么彻底决裂。别管这种歪理邪说,给奉行者带来的,都是灾难、仇恨、杀戮、动乱,和经济衰退、文化没落、道德沦丧,以后在全球都破产了。但毛泽东就是靠它起家的。别看毛统治中国数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数千万百姓都惨死在他的高压之下。但是,毛本人及其利益集团,确实依仗这些歪理邪说,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包括一切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乃至治下百姓的人身,都成了毛泽东们的囊中之物,可以供毛任意挥洒消费,能说这不是他们眼中的成功吗?

因而,在乡村建设问题上,不问你是“民国乡建三杰” 的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还是“南陶北晏”的陶行知,只要你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相违的,任你做出个多大成就,都是错误的,反动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也许有人会说毛不是夸奖过陶先生是“万世师表”吗?在延安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不是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能说那时毛泽东对陶行知的思想和学说不了解吗?怎么眨眼功夫,又反动了呢?那有什么奇怪的,彼一时此一时焉,这不正是流氓政治的特点吗?对毛而言,死几千万人都不算事,背信弃义算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算什么呢?
说起流氓政治, 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态度。乡建三杰中晏阳初早早离开了大陆,逃过一劫;卢作孚49年后留在大陆,已经是一个顺民了,还是难免被羞辱至死;陶行知倒是死得其时,不再会当面受辱了。但照样被批倒批臭,盖棺也未定论,直到今天。

四人之中,梁漱溟留在大陆时间最长,和毛泽东交往也最多,也最能反映出毛泽东流氓政治的面貌。从被指斥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到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气急败坏地骂梁漱溟:“你比西施还漂亮,比王昭君还漂亮?” 扯得上吗?一付流氓腔调,和市井流氓暴粗口有何区别,还像个大国元首吗?要说用笔杆子杀人,你毛泽东才是空前的高手。几十次政治运动,几千万百姓的冤死,哪一件不是你最高指示的杰作!

梁漱溟作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人物,其在大陆的经历与遭际,既有和其他知识分子相同的一面,又有其独特性。已经超过了在乡村建设问题上,和毛泽东的分歧。他的起起落落,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他和毛泽东的廷争面折,他的屈从蛰伏,他在文革批林批孔时的咆哮:“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都有独特性。当然他也有看错了的时候,梁的儿子就曾撰文,说梁漱溟赞赏过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甚至说过大跃进的好处。背景都极其复杂,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拟将另章专题探讨,只恐笔力不能胜任。

2014年9月初稿

2014年10月二稿

2017年4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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