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两个中国国名的差异谈起

RFA 2017-10-0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资料图)

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8周年国庆。今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106年国庆。两个国庆仅相距9天。两个国名,用英文,一个叫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个叫The Republic of China,两个国名只差一个词 People,即人民。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前共产国家,原来的国名都有“人民”一词,例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趣的是,这些国家在结束了共产专制、实现民主转型后,纷纷改了国名,去掉了“人民”一词,变成了匈牙利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和蒙古共和国,罗马尼亚略有不同,现在的罗马尼亚就叫作罗马尼亚。

同理,共产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一旦结束了共产专制、实现了民主转型,也很可能会改国名,也很可能会去掉“人民”一词。如果用英文表达,那就是从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去掉人民People,就成了The Republic of China,再翻成中文,正好就成了中华民国。现在有不少人主张回归民国,如此说来,只要一转型,一改国名,自然就回归民国了(当然,也有人主张把民主中国叫做中华联邦。这里就不多谈了)。

从共产国家民主转型后改国名去掉“人民”一词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现象。那就是,凡是国名带“人民”一词的往往不是人民的,去掉“人民”之后才是人民的。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同样讽刺的是,有些共产国家特意要在自己的国名里加进“民主”二字。譬如,当年的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说,凡是在国号上写有“民主”一词的往往都是最不民主、最反民主的国家。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冷战刚拉开序幕,西方国家自称“自由世界”,共产国家则自称“民主阵营”。现在看来,这个“民主阵营”的自称实在也讽刺得很。

为什么最不人民、最不民主的共产国家,偏偏却最热衷于在自己的国名里写上“人民”、写上“民主”呢?为什么共产专制国家却偏偏要自称“民主阵营”呢?这就要归结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假民主,在那里,广大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的境地;唯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是真民主,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这套意识形态曾经风靡一时,所以才会出现上述种种怪现象。如今这套意识形态早已彻底破产。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还在继续标榜这套意识形态,但是它早已成为“皇帝的新衣”。


Hu Ping胡平‏ @HuPing1 8小时8小时前

从两个中国国名的差异谈起(胡平)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p-10032017102048.html …。从共产国家民主转型后改国名去掉“人民”一词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现象。那就是,凡是国名带“人民”一词的往往不是人民的,去掉“人民”之后才是人民的。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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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

2017 年 02 月 22 日 由 小鹰 发表于 华夏快递

我不赞成杨继绳先生的“文革反‘官僚’”说,或钱理群教授的“文革反‘官僚政治’”说,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也歪曲了毛泽东自己发动文革是要反“走资派”的本意。

文革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今天无论是谁,要否定文革,亦或肯定文革?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该不该“打倒刘少奇”?

我们现在应当如何给刘少奇定性呢?他是个“官僚”?还是个“走资派”?或者,如官方叫你找不着“北”的说法:“毛泽东和他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扑朔迷离”,使得一些人,对刘少奇采取抽象地肯定与同情、具体地否定与贬损的矛盾态度。

因此,刘少奇是今天“研究文革”和“反思文革”时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那么,文革中的毛、刘之争,他们到底争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在道路和方向上的“基本分歧”,从建国一开始起步时就存在,即走“社”,还是走“资”?此后十多年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个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走资派”刘少奇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我是少数替他说几句话的人。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一文里,我详细讲述了我的理由。

近来,有人质疑道:“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里,我只以建国初期的两件事来具体谈谈。

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深受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然而,历史上“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必然会失败?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是反动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一针见血”地指出: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恩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马、恩反复强调“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而在封建社会里,并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三个前提条件,它们还“正是尚待争取的”。

不理解这一点,就是所有后来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都遭到惨败的根本原因。

应当指出,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曾是十分清醒的。

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这末一句评语,深刻地点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彰显出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功力。显然,刘少奇并不害怕农村中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也不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基础”。

在同年同月刘少奇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更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

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

在刘少奇看来,“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即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这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显然是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尖锐对立。刘这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建国纲领。读者不难想象,如果当年真的能按这一纲领实施,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会比“亚洲四小龙”要来得更早。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可见,毛日后给刘戴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非“空穴来风”。

因此,毛泽东当即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以党内“家长”的身分否定了刘少奇的这个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同时立刻下令全国,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推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步法”跃进。

以上的“批示”和“讲课”这两件事,便是被许多人忽视,而我很看重的毛、刘间的“基本分歧”所在。它们对于认识以后的毛、刘路线斗争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后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然而,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注]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

[注]:“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刘少奇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当然,你可以说,刘少奇最后还是要搞“集体化”,“本质都一样”。但,第一,这起码不是“官僚”与“反官僚”之争,第二,路总得一步步走,如果他五十年代不搞“合作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百姓至少可以过些安生的日子吧?

在今天看来,“共产主义”自然是“无稽之谈”,就连恩格斯自己后来也承认,历史表明他们错了,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封建专制的中国能够按照马、恩所说的,把“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先搞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那时中国要有个公众拥戴的“华盛顿”,带领大家走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当然好,可是找得着吗?就是找着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现在说这些话的一些“明白人”,那会儿不是没有出生,就是幼于弱冠之年,还不足以堪当此大任。不过,当时中国倒是有个刘少奇,1951年2月28日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1951年3月在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刘少奇信守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缔结的建国纲领。

可是,如果后来的“精英”,哪怕是在70年代末讲了刘少奇在50年代初的见解,到今天恐怕就会力争自己的“英明远见”吧?现在一些“史家”对慈禧和袁世凯尚且都“体贴入微”,要对他们“有所肯定”。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今天就舍不得给刘少奇一点credit?反而对他那么苛求,说他“没有坚持斗争到底”,“心里想的,不算数!”,说“他搞‘包產到戶’,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分田到戶’才是!”,“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够好!私有制要永远不能触动才行!”,“即使当年按刘少奇的蓝图搞,我国经济二十年也起飞不了,那是要国外投资才行啊!”

然而,如果这些人回到50年代初的中国,不妨扪心自问,有几个人会有刘少奇那类想法和说法的水准?有几个人敢于讲出“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等主张来?又有几个人能读懂他,为什么要说资本家“剥削有功”?相反,直到今天,甚至还有人根据他这句话,在大骂刘少奇“自作蘖,不可活!”俨然一副比毛泽东更恨“走资派”的样子。

现在一些“学者”又喜欢用党内的“务实派”替“激进派”“收拾残局”,或者,以“好人”替“坏人背书”,最后与“坏人同流合污”等含糊不清的话语,来唯象地淡化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实在是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也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显得书生气十足。

我认为,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新民主主义”,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在《“文革”问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一文里,我也谈到最令主张文革“反官僚”说者“义愤填膺”的“官民矛盾”。

和杨继绳先生一样,我这里也不谈什么“毛泽东个人道德操守”,我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俄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记得大约是1964年,我也听说农村中有过这样一副春联:上、下联分别是“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横批是“社会主义好”。当时校方党领导告诫我们,这是恶毒讽刺“社会主义”缺衣(一)少食(十),这是“阶级斗争”!但难道那不是事实吗?谁好谁坏,农民心里明白得很,毕竟横批不是“三自一包好”吧?

当时这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

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把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

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是的,杨继绳先生和钱理群教授都是名人,他们“反官僚”的“文革观”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我们是极少数。但我以为,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而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了很多年,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从“偷鸡摸狗”到“贪腐奸淫”,即便是自古就有的种种“坏事”,都要归罪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搞的“四清”运动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但实际上,杨继绳先生说的那些“官民矛盾”和贪污腐败现象,那时在基层都存在,民众每时每刻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村官”。而毛“文革”则是一场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从国家主席到小学校长,从党的干部到民主人士,从学术权威到普通知识分子,从科学家到资本家,从虔诚教徒到五类分子,以至从书画音乐到庙宇古墓,从瘦腿裤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会主义”的标准,全都“包圆”,叫做“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此之外,就是不许反那最大的“吃人官僚”他自己及其“四人帮”一伙。

可以说,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差别。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是刘少奇的“罪恶”,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头上去了。一些论客说他“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总之,从总体上看,刘派不是“官僚”,而是“走资派”,文革也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我们坚持文革的宗旨还是“反走资派”,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现在不管人们在感情上如何不喜欢刘派,但从理智上看,他们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和光明;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文革“打倒了‘走资派’刘少奇”,好不好?对不对?答案是既不对,也不好。

看来,现在人们应当为“走资派”正名了。

是的,共产党内是有许多封建专制的“官僚”,包括毛泽东自己及其“四人帮”在内,他们“草菅人命”、腐败堕落,而现在还有更多。但“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并不是很多官员能够配得上“走资派”这一光荣称谓的。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因此,我们现在谈论“官僚”和“走资派”时,最好做一点区分,不要为了煽情或出气而“一锅煮”。

另外,现在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也不配叫做“走资派”。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躯壳”,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而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我在《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中讲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只要没有她那“三要素”,与其说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的名号。

话说回来,那现在为什么有人会造出“文革反‘官僚’”一说?为什么要拼命给毛泽东和自己戴上“反官僚”的桂冠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为一位局外人,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看得很清楚。在对比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反省经验之后,她写道:

“在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不幸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个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各个记忆团体都无法对此历史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历史评价,而只能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竭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2006年)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那越反思,就越想得出种种“理由”来替自己“造牌坊”。你想,“文革”中自己跟着毛“造反”,齐声唤,红太阳打倒刘少奇!现在既要否定毛,但又不能肯定刘,否则自己当年也不光彩,该怎么办?只有说是毛以“独裁”反对刘的“官僚”,是个顶好的出路了。这样一来,毛不对,刘也不对,文革中就我自己“造了‘官僚’的反”对,现在看来又还是我最高明!这“正当性”就是“牌坊”的意思。

经历过文革的人来研究文革,好处是熟悉历史,有切身体会,但共生的坏处是,可能会带有偏见。这就是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所说的情形。

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socialism.html)一文里,我们论述了为何不但应当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连他前十七年所谓的“主导红线”,也是一条反历史规律而动的路线。因而,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双方各执毛之一词,打得“天昏地暗”,毫无意义,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

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现代化,尽管他们的初衷刚好相反。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而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红卫兵”和“造反派”,无论是“彻底否定”,还是“基本否定”。对一些人来说,否定自己,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这正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这些话讲得有点刻薄和扫兴,但“民众”有时难道不就是这样子吗?二战后的德国人也曾反省自问,“我们怎么会跟了个希特勒?”没准过几年,又该轮到一些老美挠头叹气,“咭(Gee)!我们当初怎么选出了这么个货?”……谁知道呢?唉!民众啊, 民众,“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盲从又狂热的民众乃独裁之台柱。

2017年2月

作者投稿

茆家升: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上篇)

从土地私有、宗法制度说到彭湃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重发旧稿赘言:众人期待的电视连续剧《白鹿原》,只播出一集之后,旋即停播,对此网上众说纷纭。有一种议论,说白嘉轩们那么重视宗法制度,那怎么理解‘推翻三座大山’。对此,在下几年前发过几篇谈宗法制度的小文,此篇中谈到“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历代的统治者,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农村、农民、农业,所谓三农问题,困绕了中国数千年,近百年来更是重大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历代统治者,到相关的志士仁人,都曾给予严重关注。官方施行过不同的农业政策,官方和学界也发表过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也曾在官方或支持或默许或不管的情况下,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和部分地区实验性的建设与变革。尽管结果天差地别,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成功的经验,有灾难浩劫;还有更多的值得争议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它们都是我们今天如何合理处置三农问题,绕不开也不应回避的真实历史。具体地说,当今执政者和官方与民间学界,对既往的历史,应该如何冷静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去分析去面对。确定哪些是正确的,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错误的,应该修正和摒弃的。兹事体大,笔者只能谈一点浅显的认知理解,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谈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以及毛泽东彭湃的暴力革命对农村造成的长期动乱和重大伤害;下篇回顾先贤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等,及军阀阎锡山在乡村建设与变革中的有益探索与借鉴意义。

一,土地私有与宗法制度是中国乡村的相对安定,也是保守闭塞的根源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古老国家,广袤的乡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本状况如何?有哪些合理的部分,应该保护和尊重;哪些不合理部分,亟待改进与变革?农村种种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古老乡村的政治生态、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文化状态、道德基础、价值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变革与创新?

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话题,是乡村众多矛盾的焦点。放大一点说,也是近百年来动乱与很多重大灾难的原点。换一个叙事角度说,就是谁能对农村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并能提出有益于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好政策好办法,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好人好政权,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反之,不问你有多么漂亮的说词,打着什么蛊惑人心的旗号,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实质,是伤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直接伤害农民健康生命者,就是千古罪人,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农村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文化科技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疾病丛生,如胡适先生所总结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谓五鬼闹中华(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4年4月) 总之是远离了现代文明,当然须要变革与创新,这方面分歧不大。

这只是问题的-面,另一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寻求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勤劳质朴节儉和从善和睦友爱恭谦等优良品质,加上数千年皇权不下县,而形成的乡村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态,使我们祖祖辈辈在中国这块并不富饶,也还能平静的生存繁衍下去。

造成这种复杂甚或有些尴尬的生态状况,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主要的原因一是土地私有,二是宗法体系。两件事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只能简述之。

先说土地私有。中国土地私有制,最早见于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从此直到1949年之前没有变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多行秦政事”。奇怪的是秦代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独裁,韩非子、李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鼓吹的阴谋与酷刑都承袭下来,还发扬光大了。唯独土地私有他拒绝了,改投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了。此乃为何?是本文主旨之一,以下还要细述。

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公有制吗?只能说可能有过。为何这么说,因为据孟子所述,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井田制,而且是主要政治体制。这个土地井田制,“井”字中间那一块就是“公田”,也就是公有制了。可惜除《孟于》之外,别处皆无记载。所以近代学者胡适范文澜等不承认有过,郭沫若认为是“孟子式的乌托邦”。这就是说,秦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私有制了。虽然这种私有制很脆弱,得不到有力保障,历代统治者都可能以各种形势来剝夺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权至高无上,对全国有绝对的统治权。但这只是大框架,相对来说,实行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对本国有完整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看施行的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而己。也就是说在王权时代,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农民土地私有,依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其标志就是土地证也就是田契制度。土地证藏在自己家中,毕竟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而且在王朝更迭的动乱之中,土地私有制也未改变过。据已知材料,明朝发的土地证,清朝是承认的;清朝发的土地证即田契,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到1949年之后才作废。不过共和国暴力土改之后,也是发过红彤彤的土地证的,可惜证件还未捂热,农业合作化一来,土地证又没了。

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皆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命根子。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代表中国数千年来农民的心声。农民手中只要有了那并不算牢固的小本本,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亘古不变的基本常识。中国国民性中的保守自私、重土轻迁、重农轻商,以及“落叶归根”,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等观念习俗,归根结底都是深深依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是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产量低,自足自给,较少进入流通环节,决定了他们的保守闭塞和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疾病丛生、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积贫积弱,成为长期落后挨打的国民基础。因而出于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利益的需要,都必须加快农村的建设与变革。但是,所有倡导与组织变革者,都不能忘掉变革的基本宗旨,必定是也只能是保障和提高国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国民素质为根本,而不是借建设与变革之名,对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的百姓,进行剝削和掠夺。它也是我们判定真改革与假改革的试金石。

其二,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延续数千年,且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体制。人们要问,何谓宗法体制?说来话长,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由母系社会转至男性社会时期。或者说是由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转向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关于生殖崇拜与宗法体制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贤周予同、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做过-些研究。周予同老先生1927年在《孝与生殖崇拜》一文中说到:“儒家哲学就是生殖崇拜哲学,儒家的根本思想生发于生殖崇拜,其深层是对男根的崇拜。” 这几句话现在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不多了,很多人对所谓生殖崇拜哲学会更陌生,但它恰是中华民族的根。人类在丛林时代,有过漫长的母系社会,种群的生存与延续,很大程度依赖雌性物种的大量繁衍,如老子所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这是母性生殖崇拜时期。大约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即半坡仰韶文化期间,经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先人们已经从母系社会开始走向父系社会,即由女性生殖崇拜,开始转向男性生殖崇拜。

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男性的被解放,生产力大大的发展了,但男尊女卑的积弊,也由此滥觞了。到了夏、商、周王朝时期,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其核心是“嫡长继承制”,以保证男性主宰的“家天下”可以延续下去,家族的利益可以延续。再到了孔子年代,儒家学说主宰了社会,其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至上,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汉代董仲舒又把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儒家学说就有了宗教神学色彩。 “三纲五常”就成了天意,天意不可违,“三纲五常”就成了维持封建统治几千年的基石。

说到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度,对现当代的影响,我们大致可以寻找出如下的轨迹:由生殖崇拜一一图腾崇拜一一祖先崇拜一一宣扬孝道一一崇尚血亲,而至迷信血统,组成血亲纲络,直至顽固的权贵利益集团以上就是乡村乃至全国宗法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当今所谓“太子党”、“红二代”、“官n代”聚集的历史根源。他们只能代表家族利益、血亲网络利益、权贵集团利益。因而他们只能是封建的、落后的、僵化的,乃至是反动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别管它一时势力如何强大,能呼风唤雨,君临天下,终将被民主宪政的大潮淹没。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先生曾提出过“万恶孝为首”,并列出孝的十大罪状,言论虽有些过激,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今天作为问题可以讨论,但不宜宣扬,易被误读产生歧义。

话说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广袤的乡村,看看宗法制度对乡村的政治生态,乡村经济诸多方面,究竟有过怎样的影响。它和城市里和官场里,都是一样的吗,有过维护农民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们利益吗?宗法体系的上层,具体点说就是那些富裕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他们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客观-点说,别问中国的这种古老的僵化的宗法制度,再寻根究底联系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阻挠与桎梏。就其对中国广袤的乡村而言,是有其两面性的。宗法体制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对广大乡民先是同姓同宗,再扩展至异姓乡亲,都有一定维护的,乡村中最贫穷最困苦,甚至一些无业游民,地痞懒汉生活无依无靠者,很多时候也是依赖大户人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庇佑,说白了还是依赖宗法体制的余阴,得以生存下来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宗法体制奉行的是儒家学说,所谓仁者爱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的儒家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这些中小地主和士绅们,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和传统道德的维系者。宗法制度不是一级政权,但它在基层,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某些方面能替代一级政权。在姓氏的词堂里,以执行“家法”名义,对氏族中所谓不良分子,予以惩处。最重者甚至可以“沉塘”“绞杀”!而惩处的标准,常常是一个“德”字,这个“德”基本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比如对所谓不贞女子,施行“家法”, 依据就是男尊女卑和什么夫为妻纲。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乡村宗法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就是那些地主士绅们,在对同宗和异宗中的穷苦民众有若干关照与庇护的同时,也有剥削、压迫和歧视。后者是乡村中的弱势人群,与富人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常态下,只要矛盾着的双方,都没有过激的行为,或是说贫富差距不是过大,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相对稳也很脆弱,遇到非常时期,比如灾荒、时局的动乱,最具代表性的是暴力土改来了,相对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大动乱大破坏。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的驱动。富人们都想守护好自身利益,穷人们则想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翻身,怎样才能实现,当然只能依仗暴力了!而一旦只依仗暴力来掠夺财富,这个社会还能平静吗?

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像暴力土改这样非常时期,毕竟是罕见的。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依赖了儒家学说。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朝廷命官的各级官员,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各时,乃至各民族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各各有别。如果解决各种矛盾的方法,只用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从过去的实践看,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农村的全面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是在效法斯大林,对中国农村,实行彻底的掠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古老的中国虽然远离了现代文明,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式古老的文明,离开了它们,所谓文明古国,就是一句空话。它也是中国农村前进与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它抛弃它盲目改造它,必然会引发农村大乱,甚至民不聊生,这方面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怎样的改革才是合理的,是摆在国人面前严峻的话题,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

二,彭湃、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和消灭富农的中国版,历史证明它给中华大地带来的伤害与破坏,是全面的、空前的、极其严重的,有些是极难修复的。彭湃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标本意义。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 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一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一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一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当然也不能忽略了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一一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一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同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里,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如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

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的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

1927年6月18日结业。学员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革命的骨干。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一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一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农村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有两个人最受注目。一是广州农讲所第一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一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牺牲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当年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毛泽东,从发动农民革命起家,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新政权里,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里;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推行统购统销,任意剝夺农民的利益;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 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一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且怙恶不悛死不改悔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一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在反剝削、反压迫、均贫富的名义下,鼓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所谓和传统决裂。从而要在古老的中国广袤的农村,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而革命的实际行动,就是从井冈山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开始,经过十年的土地革命。对乡村中的地主富农士紳们较富裕的农民,施行疯狂的打砸抢,直到把他们斗倒斗垮,有的杀掉,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起来。再分掉他们的田地房屋财产,有的还分掉了他们的老婆女儿。这样的大革命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且从“农讲所”到1976年9月,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大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一号人物,始终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一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沒有建国前后的区别。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一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一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一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一丝省悟。纵观其一生,是古今以来,中国第一暴君! 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而另一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们的反思,有着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一样。毛只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故又史称“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

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一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复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志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本着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而是动乱逃亡,相互仇恨和杀戮,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一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革命地区八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一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一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一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一一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一一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丶审查丶批评丶处罚丶表扬丶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一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一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但是,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风云再起,即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 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里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一一一

同时, 彭湃之子被抓走批斗,失踪十年成谜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一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一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 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在四人帮垮台之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着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一个小贴子。

力排阻扰,习仲勋揭开“反彭”盖子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勋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终于在叶剑英、习仲勋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了平反,但却并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样,好人扬眉吐气了,坏人受到了严惩。对此网上也有一个小贴子,谈到此事。
3200多人获平反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于1929年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曾一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为之蒙难。今日前来瞻仰彭湃烈士的后辈,或许也并不了解这些。记者注意到,在红宫、红场革命遗迹中,并不见有人谈起此事。

既然实地采访的记者,都不谈此事,我们后来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总是感到疑虑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还是与40年前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时的相互厮杀,有某种关联?如果是前者,别说是对彭湃烈士的母亲和后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800多名重伤残,3000多人受伤,亦是一件极严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员,在尔后的清理文革三种人活动中,必定会有相当的案犯和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我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报道。更不可解的是,为何彭家后人等,在3200多人获平反后,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只说“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吗?还是历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难言之隐?

其实仅“怨怨相报” 四字, 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码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积怨已久。而怨从何来?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回顾历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测出,当年的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是极其严重的,仇怨经久积聚,等待时机,终于在文革中,据网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施行残酷的报复了。

行笔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的宽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很讲恕道的,所谓仁者爱人。他们提出的“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无啻于天籁之音。是毛时代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成了一架硕大无朋绞肉机年代,久违了的声音。但愿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能早日从人整人人吃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同胞之间互敬互爱,共建美好的家园,应该不是奢望。无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再多,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决的,都没有理由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它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此文曾被收入中华文本库)
2014年7月初稿
2014年8月二稿

五柳村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中午11:12收到

茆家升: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下篇)

从“民国乡建三杰”“南陶北晏” 的坎坷经历,说到毛泽东的政治权术

提要:毛泽东从农村搞暴力革命起家,农村是他的禁脔与卧榻之地,从不许他人置喙。不问你是乡村建设探索者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还是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张恺帆。直到数千万百姓,主要因他的罪孽死于非命,依然毫无悔意与怜悯之心。

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要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摘自陶行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

近百年来,围绕着如何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闭塞保守落后的面貌,一直有着几近针锋相对的不同观念与行动方案,姑且称之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吧。其实这样的界定,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符合史实。如果称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等,为改良派代表,或庶几近之。那么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则非毛泽东彭湃等莫属了。试问毛泽东们在革谁的命呢?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这么问有人一定会说我太傻,报纸教科书不是亿万遍的在说在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领导贫苦农民,打倒了地主老财,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走上幸福富裕的大道了嘛。可是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这些漂亮言词,全是毛泽东欺世盗名糊弄中国老百姓的满口谎言。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唯命是从,农业上更是照搬苏联的竭泽而渔、消灭富农的暴力措施,对农村施行彻底的掠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更沦亿万农民为现代农奴。仅大跃进一役,就使三千多万国人,主要是农民成为饿殍。罪魁毛泽东是救星呢还是灾星?

中国人民正是在经历了这场空前劫难之后,才认识到毛式的暴力革命,和伴之而来的什么阶级斗争为纲,消灭私有制,什么和传统做彻底的决裂,全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不问它是马克思,抑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都扔一边去。中国不需要这些鸟导师,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什么主义的试验场。

痛定思痛之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中国人的命运只能由自己主宰。在各种社会思潮纷纭繁杂的年代,国人们必须睁大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识破各种新老骗子的巧言令色、阴谋诡计,不再上当受骗。

就中国广袤农村的建设与变革而言,我们在经历毛式的暴力革命种种灾难之后,这才重新想起,本来近百年前,与毛泽东们鼓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几乎同时,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乃至一些地方官员,已经在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等问题上,做过了艰苦的探索,和部分地区的科学试验。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过重要的成果。虽然这种探索与试验,后来因种种原因中断了停滞了。但记录还在,有些成果也还保留着,比如晏阳初先生在河北省定县搞的平民教育试验点,至1980年代调查,仍是河北省唯一无文盲县。而毛泽东在农村搞的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倒行逆施,对中国农村带来的持久性破坏,则比比皆是。这样我们重温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等民族先贤们的有益探索和科学试验,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卢作孚,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品格操守几近完人的企业家、乡村建设的实干家,却死于小人的构陷,死于工商业改造运动中,死于士可杀不可辱。

卢作孚先生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网传三人同庚,皆出生于1893年。其实有误,晏阳初生于1890年,陶行知生于1891年,要说同年代,则庶几近之。三人也与毛泽东同年代。四人均极力关注中国乡村问题,而其见解其实践,三人与毛是南辕北辙,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毛泽东胜利了,得鼎中国,三人皆事业中断,命运坎坷。除晏阳初早早离开大陆,逃过一劫,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依然处境艰难。而梁漱溟先生卢作孚先生,在毛的集权统治下,则厄运连年,苟延度日。尤其是卢作孚先生,这位有完人一般情操的实业家,在备受凌辱走投无路时,只能以一死告别他深爱的这片国土了。

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代表的,近九十年前,他们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所做出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有益探索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
且以“民国乡建三杰” 为例。

晏阳初是以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来带动整个乡村的建设;梁漱溟则从建立村学乡学,实行政教合一,从改变乡村政体着手进行乡村建设;而卢作孚则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以“乡村现代化”为乡村建设的目标。
先说卢作孚。

作为社会改革家,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创造了实业兴乡的“北碚模式”。他把兴办实业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

1930年,卢作孚发表《乡村建设》一文,从政治、经济、教育几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地位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乡村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赶紧解决乡村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都从一个当前的乡村起”,要建设国家必先建设乡村以立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对于怎样挽救民族危亡,卢作孚有自己的见解:“中国自晚清百余年有敌国外患以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愚昧与落后。因此,他认为只靠几次救亡运动是不能解决国家根本问题的,“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 卢作孚明确地认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 我们作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卢作孚相信:“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他选择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作为实现其理想社会的实验地。早在1927年,卢作孚在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时,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他的构想是“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按照这个构想,卢作孚规划了北碚乡村建设的蓝图,那是一幅农村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蓝图.

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建设不仅得到了国内许多知名人士的高度赞扬,也得到国外媒体的好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参观北碚建设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944年,美国一家杂志撰文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

卢作孚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卢先生的历史定位,首先却是“航运巨子”,就是“船王”。王者卢作孚,不仅因为拥有巨大财富,是中国航运业的龙头老大,富可敌国;更重要的在抗日战争中,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中国大城市相继失守,日寇正扑向武汉的危急时刻,卢作孚紧急调运船只,把堆集在汉口宜昌的巨量物资,包括军工、民用等直接关系到民族存亡、国民生计等设备货物,抡运至天险三峡的上游重庆、宜宾、泸州等地。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很难设想如果这批物资和人才落入敌手,会有怎样的后果。
卢作孚先生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筚路蓝缕,艰苦卓绝,成就巨大。在航运、矿山、贸易、纺织、教育、医疗、食品、保险、及新闻诸多领域,皆有重大建树。船只最高时达到 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以后他的船队又驶向大海,驶向太平洋。顺理成章的他也应该是全国顶尖级的富豪。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顶级富豪的卢先生竟然是地无一垅,房无一间,存款为零。庞大的家族,只依赖他在民生航运公司的工资过活,抗日困难时期,他家也生活拮据。

对此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有个精要的概述:航运巨子卢作孚,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他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被称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乃父章乃器先生评价其人:“精明诚朴,勤苦干练,且具有百折不挠之精神。” 其品格与操守几近完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动乱期间,卢作孚一度滞留香港,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所担任的几十家公司董事长董事的企业,都以各种形式贡献给了新政权。卢先生响应政府号召,他的企业,最早实行公私合营。他依然和既往一样,依赖工资过着俭朴的生活。按理卢作孚应该是建立共和国的功臣。

但他毕竟是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还担任过蒋政权的高官,注定了他是这个政权的敌人,被批斗被打倒,直至屈死,是迟早一天的事。只是他不会想到,一切会来的那么早,那么猝不及防,那么手段下游。

本来从公私合营开始的所谓对工商业的改造,和暴力土改一样,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名,实行官有制,实质就是掠夺!但是你硬要把他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你就必须说出理由来,否则不就是抢劫吗?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吗?不那么容易吧。本来嘛,你的就是你的,就如我的就是我的,那么简单公平。现在没有任何根据,一定要把别人的东西,依仗权势硬说成是自己的,不就是强词夺理仗势欺人的歪理邪说吗?是的,各种政治运动,比如暴力土改,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当然也包括对工商业的改造,都是这个模式。暴力土改时,舆论先行,说地主富农们如何如何罪大恶极,要杀要关要管,然后再把你的田地房屋财产,甚至女人都拿走分掉。对资本家和大大小小工商业者,同样也先造舆论,说你们是如何如何的剥削有罪,罪该万死!不抓你不毙你也行,你可以自我了断。上海是资本家集中的地方,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是有很多资本家跳楼了嘛。当时的市长曾问过,今天有几顶“降落伞”?

大资本家卢作孚未跳楼,他在一场批斗会之后,不堪凌辱,服大量安眠药之后,长睡不醒了,时在1952年,年仅59岁。说不堪凌辱,就是手段太下作。

关于卢作孚之死,当以 2005年4月21日,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卢作孚之死》一文,最具权威性: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已是身心深受刺激且万分焦虑疲惫的卢作孚被刻意安排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但又使卢作孚大为吃惊的是,大会主题竟是揭批公司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而事实不过是卢作孚与公司的公股代表不久前一起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公股代表作了检查后,卢作孚平日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却跳上台来,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被资本家腐蚀拉下水。这个通信员表面上是在批判公股代表,而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卢作孚。当时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卢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难堪、痛苦交织。可以说,这天的大会对卢作孚身心以极大打击,是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这事干的太下作。先说那个“最亲信的一个通讯员”,名曰关怀,本是一个广州街头流浪孤儿,卢先生好心收养了,又给了他一份差事,还长期生活在卢家。说卢家是他再生之地,也不为过。1952年时刚17岁,还是个孩子,居然被人挑唆来诬陷自己的恩人。再说仅凭什么互请吃饭、洗澡、看戏,就是什么资本家的“糖衣炮弹”,是不是太“小儿科”了,这能是一代船王所为吗?由此我想起了同有“船王”之称的香港包玉刚先生,大陆改革开放后,包先生独资在北京建了座五星级的饭店,备受赞誉。却为何对另一位船王,如此残酷和绝情呢?

《炎黄春秋》2014年9月号,在“卢作孚之死的调查经过” 一文的结尾写道,卢先生之死,一是小关怀对卢的当面辱骂;一是公方代表张祥麟的玩忽职守。作者还认为卢作孚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

我则认为主谋则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面夸奖卢作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一面却以政治运动的卑劣方式,整死卢作孚,能说毛泽东对卢作孚之死不知情,不该承担责任吗?不过是和毛整死刘少奇彭德怀等政治对手方式如出一辙,玩的是借刀杀人,是一个政治流氓玩弄的流氓政治而已。

二,晏阳初是平民教育和华北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也是参与全球乡村建设, 卓有成效的专家。他的艰苦探索,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同时代“打土豪,分田地” 的暴力革命,形成强烈反差。

晏阳初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中国从事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也参与了多国的乡村建设试验,国内国际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943年和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然而1949年之后,在大陆长期不为人知。

晏阳初先生1913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前身、香港圣保罗书院。1918年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获学士毕业,1919年入美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后被美国锡拉丘斯等三座大学,授与荣誉博士称号。晏学成归国后,不做官不发财,全部身心投入乡村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之中,成绩卓著,影响巨大。

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3年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来到北平,晏阳初用幻灯教《平民千字课》,第一次月考,全都是高分。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熊朱其慧与陶行知一同前往参观,大受感动。她邀请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袁观澜、胡适、傅若愚等讨论组织全国总机关,在全国各地推行展开平民教育的计划。在文化名人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

当时的一些名流,如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等,都做了平民读书处处长。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设立平民读书处,亲自训练助教。胡适家的平民读书处由胡的长子胡祖望做教员,厨子老妈子等都来识字。陶行知家也设立“笑山平民读书处”,陶自己先教长女读千字课,再由她教妹妹,然后两个孙女教祖母。陶行知认为这种连环教学法是推广平民教育到每一家庭去的好方法.

1926年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对中国农村当时的现状,做了两年的广泛调查研究,包括对历史因袭实事求是的正确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广袤乡村的问题症结所在。他认为平民教育的重点是农民的教育。在其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中,设立乡村教育部,选择河北定县为实验试点。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根据农民需求,从小处着眼,办了许多实事:饮水卫生、免疫接种、科学接生、培训合格医生,和引进棉花和蛋鸡新品种等;乃至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定县实验很快就被认为是国内第一流人才,创制第一等的计划,所做出的第一等工作。当时的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平教会,如陈筑山、郑锦、孙伏园、哈佛博士熊佛西、哈佛博士瞿菊农、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以及陈志潜、汤茂如、刘拓等,他们都认为这将是救国的惟一途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尤其近一百多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回到农村”,又称博士下乡。

19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

他要求学生“应当达到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

晏阳初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后因日寇侵华,河北等地沦陷区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计划终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逐步南移,后转至大后方重庆一带。

抗日战争期间,晏阳初先生在重庆距北碚10多公里的歇马场附近的大磨滩旁,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一所独特的高等学府。他认为后方的建设主要是乡村的建设,而乡村建设是一个包括人的教育在内的系统工程,要进行这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学院在课程的设置上,不完全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标准进行,而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自行安排。学院的教学活动也严格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附近的璧山县就是学院的实验基地。因此,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都较强,许多学生毕业后直接参加了晏阳初领导的华西实验区的工作。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联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大发现、两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五个结合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值得高度重视。网上已有完整的记载,不一一赘述了。

1949年之后,晏阳初在大陆销声匿迹。
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
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
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晏阳初还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

晏阳初自1920年代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 “南陶北晏”。他1920年代-1930年代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为定县乃至河北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财产,据1980年代的统计,定州 (即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19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如今,所谓民国乡建三杰和南陶北晏,连同毛泽东,都已退隐到历史的帷幕里去了。但他们关于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并未结束。具体点说,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变革,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或是说应该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暴力土改、和传统做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还是应该走以乡建三杰及陶行知等所倡导的和平改良之路?还有对已过去的这样百年之争,我们今天应该做怎样的客观评价?

有关晏阳初与毛泽东有些牵连的事,要交待一下。
网上有文谈到,晏阳初1922年3月在湖南进行平民教育试验时,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这可能是事实,但接下来的话,就大可商榷了。“一些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正是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觉悟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打到民间中去。” 要说1922年初,毛在北京混的很不如意,回到家乡很想做一番事业,这时去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很有可能,但说是晏的思想影响,那是南辕北辙了。毛泽东去农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去农村做“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去了,他去做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去了。去农村搞暴力革命,搞与传统做彻底决裂去了,这些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完全的南辕北辙!

联想到有人还说什么毛时代的赤脚医生培养,也是受到晏阳初的影响,此言也大可商榷,晏的平民教育运动,包括改善乡村卫生状况,知识分子下乡,都是自觉行为,没人强迫他们。而毛时代医生下乡,是毛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强制劳动改造政策,和驱赶干部去什么五七干校,知识青年去农村,都是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针指导下,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改造与迫害行为。在下就是在文革中被批斗之后,被赶下农村当过十年乡村医生的。是的,为基层最贫苦的农民,我和我培养的赤脚医生们,做出了很多工作,我一直视为我从医六十年,最有光彩的时段。但是那十年也是我一生最困厄的时期,面临过灭顶之灾,我的付出极多,成效很大,却灾难深重。试想我如果是自愿参加晏阳初氏的团队工作,会是这样的结果吗?晏氏和毛氏在农村问题上,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当然,一定要说毛氏对晏氏有何借鉴,那也是有的。那就是毛泽东亲身参加了晏氏的平民教育工作,看到了投身此项事业,不仅要吃苦耐劳,还要有真才实学,更难的还要不计报酬,这在一生都奉行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毛泽东看来,不都是些傻子们,一世精明的毛泽东才不干这些蠢事呢。至于要真才实学,毛泽东真的没有。他一个中专生,能和那些洋博士们叫板吗?与其吃苦耐劳无利可图,那如“打土豪,分田地” 来的痛快!还能搂着财主们的大小姐,在他们家的“牙床上滚一滚”。

最后,还有一点疑问,就是毛对“民国乡建三杰” 和“南陶北晏” 中的卢作孚、陶行知,和梁漱溟,都有所评述,或当面交锋,唯独对影响最大的晏阳初先生,恕我学浅,从未见到毛对晏有任何评述。此乃为何?仅仅因为1949年之前,晏即经台去美了吗?胡适不也是那时去美的吗?他逃过了毛泽东们的口诛笔伐了吗?毛对晏为何置之不理呢?不知道就不乱说。他有后人留在大陆?有。晏氏有三儿二女,二女随父母去美,三儿皆留在大陆,要参加建设新中国。分别时有个约定,三子一年后将寄一张合影给父母,如果三个人皆过的平安,就都坐着,如果有一人站着,则表明此人处境不好。结果是三个人都站着的,仅仅一张照片,又能说明什么呢。

三,毛泽东们1949年前后,对陶行知先赞后批, 判若云泥,决非偶然。是陶等在中国乡村的改良主义态度, 与毛的暴力革命, 水火不容。赞陶是为扩充实力,夺取政权。批陶还是为了掠夺农民财富。都是为一己私利的功利主义。

教育家、思想家,与晏阳初先生并称为“南陶北晏” 的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患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仅55岁。备极哀荣,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在中国国内,各民主党派,各地各界人民团体和教育界千万群众,从7月底至12月初,长达5个月时间,上海(7000多人)、重庆(2000多人)、延安(各界代表2000多人)、南京(2000多人)、香港(近千人)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悼念、公祭活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南京《联合晚报》、上海《申报》等大报用醒目大标题长篇报道各地的悼念活动,还连续发表了胡乔木、钱俊瑞、吴玉章、何其芳、华岗、张友渔等众多知名人士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在国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罗格等,给陶行知治丧委员会发表唁电,称陶先生“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

人们不禁要问,陶先生何许人也,为何寿终正寝之后,会受到各地各界,乃至国际名流如此的敬重与怀念?更为难得,几乎是空前的,悼念活动居然绵延五个多月之久。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包括像张自忠、戴安澜这样的爱国将领,为国捐躯血洒沙场,都没有得到过如此的哀荣。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无意义,所有为中华民族做过贡献的人,不分职业、职务,乃至党派、阶层,都值得后人永久的尊敬与怀念。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可以研究探讨。尤其是这个历史人物,在“盖棺定论”之后,对他的评价,居然会发生过山车一般的变化,而且至今也还没有结论式的意见,就不能不令人做多方面的反思了。

先说说陶行知称得上是辉煌的一生。以下资料来自网上,都是事实,毋须一一注明。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再看看陶逝世时,共方尤其是毛泽东和毛等代表组织,对陶逝世的态度。那也是有正式文献记载的,也几乎家喻户晓。
周恩来在上海于陶行知逝世当日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噩耗称:“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救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当天,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唁电称:“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又为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郭沫若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好一个“万世师表”和什么“古孔仲尼今陶行知” !孔子之后,堪称圣人者,似乎只有一个孟子,还是“亚圣”。尔后一些儒家信徒们,不问是董子董仲舒,还是朱夫子朱熹,能被称为‘子’,或‘夫子’者,已是无尚荣耀,从未见有人僭越,敢自称圣人;或信口开河称他人为圣人者。古往今来,也大概只有毛泽东郭沫若这样的狂热分子,敢这么胡吣乱侃。陶行知先生也是一位知进退,有自知之明的人,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怵惕不安的。

有人会说,不就是对死人的几句溢美之词嘛,何必较真呢?那些死人讣告上,尽是这些玩意,包括那些生前作恶多端的人,追悼会上还不是被说成一枝花。何况陶行知先生,毕竟一生做过许多好事,夸奖几句有何不可呢!

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位刚被执政者最高领袖毛泽东,封为“万世师表”,头上顶着接近圣人的光环的人,一夜之间,还是这个毛泽东,又一脚把陶先生踢翻在地,又发动他的属下和信徒们,对其口诛笔伐、恶语中伤、栽赃诬陷、任意丑化。对一个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为何在建国前后,对其评价有如此云泥之别?发现了陶行知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了吗?没有!是蒋家王朝的帮凶吗?非也,陶先生可是一贯的左派。在“七君子事件”中,陶曾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等国际名流,对蒋介石发起过抗议。公德私德有瑕疵?圣人嘛, 怎么可能!那毛泽东为什么要批陶, 老糊涂了吗?不怕舆论谴责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他背信弃义?不!毛一点也不糊涂, 毛决定批陶是1950年, 毛刚57岁,正是盛年。纵观毛的一生, 毛在处理重大人际关系上, 一生也没有糊涂过!尤其是在关系到他切身利益时,历来都是心狠手辣, 赶尽杀绝!如果一定要说对某人某事有何区别的话, 那也只是在阴谋诡计和明目张胆之间, 各有所侧重而已。

话虽这么说,但总得找个由头吧。几年后的反右,不是还玩了一把“引蛇出洞”的“阳谋”嘛。由头永远都是会有的,而且还能说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要么毛泽东怎能是搞运动的头等高手呢?就说批陶吧,陶先生不是早在1944年就吹捧过乞丐兴学的武训,并提请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孙瑜,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嘛。虽说电影《武训传》1950年才拍成公映,姓陶的也罪责难逃!怎么下手呢,陶毕竟-直是正面形象,要迂回一下,不要太突兀,要让人们思想上有个准备。那就先集中火力批武训。明眼的人都知道,一个要饭的有什么好批的,是明在批武实在批陶。开始未点名,后来批着批着,调门愈来愈高,就指名道姓了。

都批些什么呢?也大有学问。开始只从教育思想上说“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 此言颇留有余地,弦外之音还是承认陶先生在教育事业上是有贡献的,只是“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 而已。接下来批陶的美国导师杜威,就有些挖陶先生根基的味道了。《人民教育》1950年10月号和11月号,发表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长篇论文,说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会哲学及一般哲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 不过那时还给陶先生留了一点面子,也只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但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

接下来借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陶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了。先说影片“缺乏坚强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有“很多糊涂观念”。后来就直言不讳了。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断言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5月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的这篇文章,调门又高了八度,在新加的按语里直指武训是“封建统治维护者”,影片《武训传》的要害定性为“三个污蔑”:一是污蔑农民革命;二是污蔑中国历史;三是污蔑中国民族。一个靠乞讨办学的武训,说他不赞同在农村搞暴力革命,还能扯上一点边,而党国首席喉舌《人民日报》,居然连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这样的大帽子都扣上了,想干什么呢?是杀一儆百吗?新政权初建,就来这一招,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有自己的声音吗?

事情依然没完,重要时刻,主帅毛泽东登场了。5月20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还说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41页)这是毛泽东在文艺领域首次向资产阶级开火。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至此关于中国广袤乡村的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或曰以“民国乡建三杰” 和“南陶北晏” 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毛泽东彭湃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争论,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毛泽东们眼里,处处当然也包括广袤的乡村,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切都是封建的,腐朽的,都要彻底打倒。要以暴力革命方式,消灭私有制,还要和所谓旧传统,做什么彻底决裂。别管这种歪理邪说,给奉行者带来的,都是灾难、仇恨、杀戮、动乱,和经济衰退、文化没落、道德沦丧,以后在全球都破产了。但毛泽东就是靠它起家的。别看毛统治中国数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数千万百姓都惨死在他的高压之下。但是,毛本人及其利益集团,确实依仗这些歪理邪说,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包括一切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乃至治下百姓的人身,都成了毛泽东们的囊中之物,可以供毛任意挥洒消费,能说这不是他们眼中的成功吗?

因而,在乡村建设问题上,不问你是“民国乡建三杰” 的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还是“南陶北晏”的陶行知,只要你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相违的,任你做出个多大成就,都是错误的,反动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也许有人会说毛不是夸奖过陶先生是“万世师表”吗?在延安举行的陶行知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不是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能说那时毛泽东对陶行知的思想和学说不了解吗?怎么眨眼功夫,又反动了呢?那有什么奇怪的,彼一时此一时焉,这不正是流氓政治的特点吗?对毛而言,死几千万人都不算事,背信弃义算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算什么呢?
说起流氓政治, 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态度。乡建三杰中晏阳初早早离开了大陆,逃过一劫;卢作孚49年后留在大陆,已经是一个顺民了,还是难免被羞辱至死;陶行知倒是死得其时,不再会当面受辱了。但照样被批倒批臭,盖棺也未定论,直到今天。

四人之中,梁漱溟留在大陆时间最长,和毛泽东交往也最多,也最能反映出毛泽东流氓政治的面貌。从被指斥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到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气急败坏地骂梁漱溟:“你比西施还漂亮,比王昭君还漂亮?” 扯得上吗?一付流氓腔调,和市井流氓暴粗口有何区别,还像个大国元首吗?要说用笔杆子杀人,你毛泽东才是空前的高手。几十次政治运动,几千万百姓的冤死,哪一件不是你最高指示的杰作!

梁漱溟作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人物,其在大陆的经历与遭际,既有和其他知识分子相同的一面,又有其独特性。已经超过了在乡村建设问题上,和毛泽东的分歧。他的起起落落,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他和毛泽东的廷争面折,他的屈从蛰伏,他在文革批林批孔时的咆哮:“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都有独特性。当然他也有看错了的时候,梁的儿子就曾撰文,说梁漱溟赞赏过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甚至说过大跃进的好处。背景都极其复杂,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拟将另章专题探讨,只恐笔力不能胜任。

2014年9月初稿

2014年10月二稿

2017年4月定稿

胡平: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

——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

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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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期,2017年2月3日—2月16日)